韓國央行的做法表明，貨幣政策制定者可以且應該發(fā)揮關鍵作用，去解決很多深層次問題，從而確保經濟能更具韌性。

韓國從全球最貧窮國家之一到最富裕國家之一的驚人轉變在近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雖然官方數(shù)據顯示，經濟增長強勁且失業(yè)率較低，但韓國經濟卻仍然面臨著一些可能對其未來繁榮產生深遠影響的深層次結構性挑戰(zhàn)。

許多韓國人對未來感到悲觀，這體現(xiàn)在從教育到就業(yè)等界定了他們生活的激烈競爭之上。年幼的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或與私教在一起，而不是與朋友一起在外玩耍。青少年面臨著必須進入一所知名大學的巨大壓力。難怪韓國有超過27%的高中生表現(xiàn)出抑郁癥癥狀。

此外，教育上尤其是大學入學準備方面的巨大投入并不總能轉化為職業(yè)上的成功。即使是精英院校畢業(yè)生，也往往需要數(shù)年才能找到穩(wěn)定工作，致使許多人延長了大學學習時間或攻讀碩士學位。最近的研究表明，韓國大學畢業(yè)生平均在31歲時才找到第一份全職工作，到49歲時就得被迫離開這些穩(wěn)定的工作崗位。而失業(yè)的中年勞動者只能被迫接受低薪的臨時工作，或者離開勞動力市場。

與此同時，韓國生活成本急劇上升。2024年6月韓國銀行（韓國中央銀行）報告稱，該國食品價格比經合組織（OCED）平均值高出55%，而服裝和住房價格則分別高出61%和20%。韓國首都首爾的房地產市場同樣駭人：房價收入比接近27，比紐約和東京還高。

高昂的價格和低工資帶來的經濟壓力使得許多韓國人不愿生育，這一趨勢在過去20年里愈演愈烈。2021年韓國的生育率為0.81，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最低的，低于西班牙（1.19）、意大利（1.25）和日本（1.30）。生育率下降加上預期壽命延長，意味著韓國人口老齡化速度超過其他發(fā)達國家。

對于通常關注通脹和就業(yè)目標的央行來說，諸如優(yōu)質工作崗位匱乏、教育支出過高、房價飆升和人口老齡化這類結構性挑戰(zhàn)通常不在其職權范圍內。但韓國央行已越來越多地將資源用于解決這些問題，包括定義潛在的政策應對措施，并考慮如何將其納入自身操作中。

2024年10月，韓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自2021年8月開始加息以來，首次下調了基準利率，從3.5%降至3.25%。鑒于通脹有明顯放緩跡象，韓元對美元匯率也相對穩(wěn)定，該委員會在去年8月首次考慮降息。但家庭負債的迅速增加和房價高企引發(fā)了人們對金融穩(wěn)定的擔憂，從而推遲了這一決策。

對于貨幣政策制定者來說，房地產市場是個特別棘手的問題。大約64%的韓國家庭資產來自房地產，只有36%來自金融資產，而美國和日本通常相反。此外許多韓國人通過一種稱為“全租房”的制度租房，即租戶支付一筆數(shù)額較大的預付款，通常是房產價值的50%左右，來代替每月的租金。而與只有房主承擔這種風險的美國等國家不同，考慮到所涉及的資金數(shù)額，租房者通常會依靠銀行貸款，導致他們極易陷入住房相關債務中。因此，韓國的金融市場流動性、不斷上漲的房價和更高的家庭債務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2024年早些時候，韓國房地產市場出現(xiàn)升溫，特別是在首爾的高端住宅區(qū)。與此同時，政府旨在幫助年輕家庭尋找住房而向市場提供補貼和流動性的計劃，卻開始加劇首爾其他地區(qū)和周邊地區(qū)的高房價。韓國央行很早就發(fā)現(xiàn)了這些趨勢，并與相關部委合作制定了各類宏觀審慎措施，隨后于去年9月出臺。而其利率調整則是在有跡象表明住房市場已經穩(wěn)定，且家庭債務增長放緩后才進行的。

韓國央行的積極措施是對現(xiàn)狀的挑戰(zhàn)，招致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專家的抵制。為了提高透明度和增強信心，韓國央行投入了更多資源去直接與公眾和市場參與者進行溝通。建立直接溝通渠道有助于建立對韓國央行行動的信任，否則央行無法有效履行其職責。

隨著各國日益面臨住房成本上升、出生率下降和工資增長緩慢等問題，越來越多的央行可能會擴大職權范圍以應對當今社會面臨的結構性挑戰(zhàn)。韓國央行的做法表明，貨幣政策制定者可以且應該發(fā)揮關鍵作用，去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從而確保經濟能更具韌性。

（作者系首爾國立大學經濟學和數(shù)據分析學教授、韓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